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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党史百年：馆长学者三人谈”系列党史学习教育活动在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举行。本次活动邀请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陈挥、中共四大纪念馆馆长童科走进党校课堂，与主持人市委党校副教授徐学通一起，围绕四大召开的历史背景、历史作用、馆藏文献等展开访谈式教学。

　　毛泽东亲笔签署大会通知

　　在中共四大纪念馆中，有一个非常珍贵的藏品，可以称得上是“镇馆之宝”，那就是毛泽东亲笔签署的大会通知。那么，这份通知是怎么来的？

　　“这份署名‘锺英’的通知，经有关部门鉴定，是毛泽东的笔迹，‘锺英’二字也是毛泽东亲笔签署。‘锺英’，是当时中共中央的代名。”陈挥介绍说，中共三大上，中央执行委员会选出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五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央局委员长，毛泽东为中央局秘书，协助委员长处理中央日常工作。按照中共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秘书负本党内外文书及通信及开会记录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此后，随着国共第一次合作，毛泽东受中央委派，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毛泽东到上海后，又重新担任了中共中央的秘书工作。1924年5月毛泽东出席在上海召开的扩大的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并由会议决定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

　　陈挥表示，“也许因为党代会的筹备理应由中央组织部具体牵头，所以这次毛泽东没有和陈独秀联名发出文件，而是由他亲笔签署由中共中央发出的有关征求对中共四大意见的通知。这在毛泽东的政治生涯中是第一次。”所以，这份通知也成为中共四大档案文物中的一件珍品。

　　什么原因导致四大召开时间推迟？

　　1925年1月11日—22日，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但是从毛泽东9月15日亲笔签署的会议通知来看，最初会议召开时间定为1924年11月15日。因为当时在通知中要求各地的材料在11月15日前交来，要求各地代表在11月14日前抵达上海。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四大召开时间推迟了呢？

　　童科表示，主要的因素之一是共产国际代表不能更早到达中国，因此相关的大会经费不能解决。陈独秀在1924年9月7日给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信中写道：“我们期望经过不长时间能从您那里得到一千多元钱来支付会议开支。”因为缺少会议经费，而维经斯基到达上海已经是11月了，所以当时决定把大会从11月推迟到12月20日召开。

　　那么，后来为何又推迟到1925年1月呢？“我们可以在1924年12月24日林育南、恽代英签署的青年团中央局的一份通告中找到答案，主要的原因是时局变化。通告指出：因时局变化，党的大会延期，青年团三大亦随之延期。这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了中共四大延期的原因。”陈挥说。

　　毛泽东为何没有参加四大？

　　亲笔签署中共四大的会议通知、负责党的组织工作的毛泽东，最后并没有出现在大会会场。这又是为什么？

　　据陈挥介绍，1924年11月，毛泽东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秘书处文书科主任名义领衔，同组织部秘书张廷灏、干事罗章龙、宣传部秘书恽代英等14人，联名致信孙中山，反映上海执行部的经费自8月起即未能照发，近来内部更无负责之人，一切事务几乎停滞，要求派员解决。此后，毛泽东便再没有在上海公开活动。毛泽东等给孙中山写信，恐怕也是他在离开上海前的最后一项公务。

　　1924年12月，毛泽东因工作过于劳累患病。于是，经中共中央同意，他偕杨开慧和毛岸英、毛岸青两个儿子于年底回到湖南老家。据文献记载，毛泽东同妻子杨开慧携儿子毛岸英、毛岸青于1924年年底回到长沙板仓岳母家，过了春节。1925年2月6日，又同杨开慧携毛岸英、毛岸青到韶山，一边养病一边做些社会调查。毛泽东这次回韶山，还带回100多斤重的书籍。直到8月28日，毛泽东才离开韶山去长沙。

　　毛泽东自己的回忆也证明了他没有参加四大。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指出：“这次大会有些同志未当选为代表，不能出席，也不能旁听，很着急。其实这没有什么，大家可以解释解释。就拿我来说，我是‘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逢双数的大会，我都没有参加。”

　　首次将“支部”确立为党的基层组织形式

　　中共一大、二大、四大都在上海召开，但细心的人或许可以发现，一大、二大叫会址纪念馆（一大新馆建成后改叫“中共一大纪念馆”），而四大纪念馆却没有“会址”二字。这是为什么？

　　童科表示，没有“会址”二字的原因，是因为纪念馆现在所在的地方不是原址，四大的原址已毁于战火。据考证，中共四大会址是在上海闸北横滨桥西南、铁路边的一幢石库门房屋内。这是一座三层楼的石库门，具体地点位于上海去吴淞的铁路旁边，当时是“中国地界”，但距越界筑路的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不远。房子是背靠铁路，面向北四川路的。

　　尽管原址已经没有了，但是四大在党史上的作用却是十分重要。其中，一个突出贡献就是首次将“支部”确立为党的基层组织形式。四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首次将党的基层组织由党的小组改为党的支部，将原来章程中“五人以上可组织一小组”，改为“有三人以上即可组织支部”。由此，支部正式成为党的基层组织形式。

　　徐学通指出，四大确立的支部制度，是我党早期组织建设实践与制度探索之间不断互动的结果，具有重要影响和深远意义。中共四大后，由于支部在全国城乡的普遍建立，推动党领导的群众组织迅速扩大，到中共五大前，工会会员已达280万，农民协会会员更是近千万人。中共四大也由此成为中国共产党从宣传性的政治小团体发展转变为真正的群众性政党的重要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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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栏目主编：王珍本文作者：王珍文字编辑：王珍题图来源：上观图编图片编辑：朱瓅文内图由上海市委党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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